二战结束后,为了防止各国又因为抢地盘、争好处打起来,美国就琢磨着得搞个组织管管。这么一来,联合国就出世了,它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和平相处,别再动刀动枪。
联合国里头,有五个特别厉害的常任理事国,它们手里有个大权,叫一票否决权。这个权力可大了,能定下来像打仗还是和平这种超级重要的事儿。而且啊,对联合国自己怎么运作,这个权力也是说了算的。
1981年选联合国新秘书长那会儿,咱们中国可是连着投了16次反对票。
那为啥中国非得死磕其他大国捧的瓦尔德海姆呢?中国连着好几次投反对票,这里面到底有啥道道儿?
【一票否决权意义重大,非必要不会使用】
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对拥有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深感自豪。但有人却讽刺说,中国根本不敢动用这一票否决权,就算有了也白搭。
但实际上,中国在联合国是有一票否决权的,但他们并不会随便就用。为啥呢?还不是因为这权力太大了,用起来得特别小心才行。
联合国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搞的那个国际联盟,没能拦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各国都不再信任它了。在琢磨怎么建联合国的时候,好多专家都回头看了看国联,琢磨它到底哪儿做错了。
大家发现,国联虽然嘴上说着各国要一起商量,但实际上并没规定大国得一起动手。所以到了1936年,想阻止德、意、日法西斯势力扩大时,根本没法让国联的所有国家都站出来一起干。
各国都只顾着自己的利益,有的甚至纵容法西斯势力壮大,只为满足自己的私心。当这种自私自利、不顾大局的风气盛行起来,国际联盟的作用就完全失效了。这样一来,大国们没法通过谈判来解决纠纷,战争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因此在联合国设立安全理事会那会儿,就搞出了个常任理事国能一票否决的规矩。说白了,就是在安理会商量啥大事儿时,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以前叫苏联)还有中国,这几个国家得商量到一块儿去,都得点头才行。
只要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那就说明这个决定没顾全到所有常任理事国的利益;硬要通过的话,风险可大了。这时候,五个国家就得坐下来好好商量,要么互相让点步,要么对决定动个大手术,改到大家都能接受为止。
所以说,一票否决权的真实意思,并不是说只要某个国家不同意,那事儿就不能办。而是说,如果这事儿真办了,会损害到那个国家的利益;那它就会想办法,让这协议没法真正实施。
因此,你手里有没有那个“说了算”的权力,关键不在于名义上你是不是安理会的永久成员;而是看你能不能真刀真枪地阻止其他永久成员硬推那些对你没好处的决定。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能拥有一票否决权,那真是相当不容易。想想我们经历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还有中苏边境上的自卫反击战,这些都向全世界展示了咱们国家的军事实力有多强。在东亚这一片,咱可不容许其他国家随便乱来。
到了60年代,咱们成功搞出了“两弹一星”,这意味着中国手里有了能让一些国家都得掂量掂量的硬家伙。
因此,中国在1971年10月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进程并非偶然,也非仅仅因为中华民国曾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实际上,这是对中国主权和正当权益的回归,是对长期以来台湾非法占据中国席位的纠正。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达20多年之久。然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并未真正履行过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职责,更未曾投出一张有效的反对票来维护自身的立场。相反,是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原则,不懈努力,最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成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但这意思就是说,只要不是中国特别上心的那些大国际事儿,咱们一般就不会投反对票。为啥呢?因为要是投了反对票还没办成事,那不就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嘛。
中国重回联合国合法座位后,1972年8月,咱们站边巴基斯坦,没让孟加拉成为联合国一员。
九月份的那个十号,咱们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抗争,把英国他们那一帮子国家提出的中东问题提案给否决了。打那以后,差不多有十年时间,咱们都没再像这样站出来发声。
【中国连投16轮反对票,终于使联合国秘书长开始在各大洲轮换】
在联合国里头,秘书处那可是扮演着超重要的角色;说到秘书处的老大,想必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联合国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呢,其实并不算是管具体事务的行政头头,他更像是中间协调的那个人。你可以把他想象成开大会时候的主持人,或者是专门去劝架,让闹矛盾的国家们和解的“调解员”。
联合国秘书长是由联合国大会选出来的,不过,在这之前,安理会得先投票同意。换句话说,只要有一个大国不同意,那候选人就当不上联合国秘书长。
1945年,联合国一成立,首任掌门人就定了挪威的特里格韦·哈尔夫丹·赖伊。不过呢,他当家的那会儿,联合国的运作体系还没整明白。
特别是在1950年那会儿,美国硬是通过操控联合国安理会,拉起了一支“联合国军”去插手朝鲜的内战。这事儿吧,简直就是跟联合国成立的初衷唱反调。结果,他也在1952年11月灰溜溜地下台了。后来,瑞典人达格·哈马舍尔德接了他的班。
他是联合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在职期间不幸牺牲的秘书长,也是首位踏上中国土地的联合国秘书长。
1961年9月,哈马舍尔德的专机不幸在赞比亚天空被打下,他因此离世。之后,缅甸的吴丹紧急被指派暂代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没多久,他就正式坐上了秘书长的位置,一直干到了1971年。就在那一年,中国也重新拿回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吴丹说不打算再竞选后,好几个想参选的人都开始忙着拉票了。这里面,奥地利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人气最高。可即便如此,大家对于联合国秘书长该选谁还是没有个统一意见。
联合国刚建立那会儿,为了让大家都觉得自己有份儿,还有保证各个成员国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就定了个规矩:联合国秘书长这个位子,得从五个大佬国之外找人来当。
不过到了1971年那会儿,除了吴丹,其他的联合国秘书长都是来自欧美那些发达国家。而在上世纪60年代,非洲的好多国家都独立了,这样一来,联合国的会员国数量就猛地涨了好多。
很多发展中国家心里都盼着,联合国秘书长的位子能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来坐坐,别老是被欧美那边的白人占着。他们觉得,这个位置应该更开放,别老是那几个人或者那几个地方的人轮流当。
因此在1971年,当瓦尔德海姆想要当联合国秘书长时,中国就明确说了不支持。不过就算那时候他没选上,下一个有可能当上的也是芬兰的马克斯·雅克布森。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还是很难有机会。
到了紧要关头,奥地利政府派上了他们的外交手段,他们的大使直接去找周恩来总理当面商量。周总理仔细考虑了各种好处和坏处,最后拍板决定支持瓦尔德海姆。
瓦尔德海姆最终如愿以偿,坐上了联合国秘书长的位子,1976年时他又一次成功当选。但到了1981年9月,当他打算再次竞选连任时,中国的立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早在1981年8月份,非洲统一组织就表态了,说要挺坦桑尼亚的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去竞选联合国秘书长[2]。后来,阿拉伯联盟和不结盟运动也都站出来,明确表示支持萨利姆。
针对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强烈呼声,中国驻联合国的团队接到了邓小平的明确指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瓦尔德海姆继续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全力挺萨利姆参选这一要职。
1981年10月27号,联合国开始选新秘书长,当时安理会的15个成员国都参与了第一轮投票。
萨利姆拿到了11票,不过美国没给他投票;瓦尔德海姆则有10票进账,但中国不同意他。接下来又投了三轮,支持萨利姆的人开始变少了;瓦尔德海姆还是能得到10票,但中国还是不给通过。
第二天,安理会继续搞了两轮投票,瓦尔德海姆的票数一下子领先了11票,不过后来被中国给否决了。到了11月4号,安理会又搞了两轮投票,这次中国和美国还是互相不买账,都投了否决票。
11月17号那天,安理会可真是热闹,一连举行了八轮投票,这在以前可是少有的事儿。可到最后,还是没能决出个结果,中国这边把瓦尔德海姆给否了,美国那边又把萨利姆给否了。
结果导致其他三个常任理事国以及众多国家代表都变得相当着急。
好多国家都劝咱们中国的代表,别再支持那个票数一直往下跌的萨利姆了。但邓小平说了,不管外界压力有多大,咱们得坚持,不能同意瓦尔德海姆。
我们也通过外交途径跟瓦尔德海姆说了,对他这十年当秘书长干得非常认可。
我连续投反对票,并不是因为对他个人有啥不满,就是想着联合国能多让些不同的人来代表大家。
接着,瓦尔德海姆表达了理解,并在12月3号那天,宣布自己不再争取连任。到了12月8号,萨利姆也跟着表示,他不参加竞选了。
1981年12月11号,联合国选了新一任的秘书长,是个秘鲁人,叫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打那以后,选秘书长就有了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得各大洲轮流来。
【要让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话语权,同时也为中美交锋造势】
说起1981年那会儿,中国连着16回都投了反对票,现在想起来还是挺让人惊讶的。
不论是坦桑尼亚人还是奥地利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其实对中国来说,都没啥大不了的,不影响我们的核心利益。
但中国投下反对票,那肯定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当年中国为啥会这么坚决呢?
首先,主要是为了能让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呢,虽然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但奇怪的是,有二十多年,联合国的席位竟然被台湾代表给占了。这么一来,就让一小撮人代表了那么多人说话,这在历任联合国秘书长眼里,都觉得太离谱了。
现在咱们换个角度看联合国这事儿,让那些只占地球人口四分之一的发达国家选出来的人,去代表占了全球四分之三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这着实有点不太合理。
要让联合国秘书长这个位置由发展中国家的人来坐,这样才能真正保住发展中国家的好处。这事儿还牵涉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联合国到底是给少数几个大国打工,还是为大多数国家服务的?
咱们来瞅瞅,当年安理会决定派兵去朝鲜那事儿,整个过程简直离谱。那次开会,苏联的代表没来,新中国直接被晾在一边,台湾那边儿的代表呢,简直就是美国的跟屁虫;还有好多国家,眼睛就盯着美国转,压根儿没人想着中国和朝鲜的得失。
因此,联合国才批准了那个不公平的条约,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失误。
要想保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关键是要握紧发言的权利。
那次中国在安理会一口气投了16次反对票,真的挺有跟美国对着干的意思。说到1972年,那时候美国的尼克松总统来中国访问,中美两边就一起发布了上海公报。
1982年8月17号,中美俩国一块儿发出了第三个挺重要的消息,美国虽然心里头不太乐意,但还是答应会慢慢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售卖。这事儿在当时,对中国外交来说,可真算是个大好事儿。
【新世纪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联合国的作用仍然不可小觑】
在1981年后,中国确实经历了一段时间没有再轻易投下反对票,到了90年代,更是刻意保持了低调的姿态。这一变化让不少人觉得,自第三代领导人执政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过于温和。然而,实际上,“韬光养晦”这一策略本就是邓小平所倡导的低调行事原则。
苏联垮台后,美国就成了全球老大,没谁能跟它抗衡。那时候,中国要是太张扬,肯定会惹毛美国,遭到它的重拳出击,这对咱们国家的好处一点都没有。
进入新千年,咱们国家实力增强了,这才开始在叙利亚问题上多次投下反对票,不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独霸一方。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活跃度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联合国自身的地位却似乎在逐渐下降。安南卸任后,不管是潘基文还是现在的秘书长,给人的感觉都没那么重要了,仿佛他们的存在变得可有可无。
其实,问题不在于联合国秘书长能力下滑,而是联合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越来越不利。从90年代到今天,全球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除了中国,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弱,他们的发言权在不断减少。
进入新纪元,美国单边主义盛行,对联合国的权威愈发不屑一顾。结果呢,其他国家没得选,只能更多地依靠自己拉的小团体、组建的各种联盟来保卫利益,这样一来,联合国的作用就被大大削弱了。
但这可不代表联合国只是个空壳子没啥用了;毕竟如今中国、美国、俄罗斯这三个大国,尽管彼此之间有不少分歧,但好歹还能在安理会这个平台上动动嘴皮子,较量较量智慧。
中国要是想在东亚以外的地方提升影响力,联合国这个平台还是得好好利用。以后咱们国家越来越强大,在联合国里肯定会越来越有分量,扮演的角色也会更重要。
坦中友好协会的领导,也就是坦桑尼亚以前的总理,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得到了“友谊勋章”。这事儿是在中国驻坦桑尼亚的大使馆宣布的。